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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文学》2020年第1期|习习:落地生根

来源:《青年文学》2020年第1期 | 习习  2020年02月04日08:33

他们是我的学生,多数人年岁比我大。

早课铃响了许久,很多男生迟迟不进教室,我拿起笤帚,跑到男生宿舍门口,破门而入。用笤帚疙瘩一张张床挨个儿打过去,他们“哎哟哟”地笑。罚他们跑步,哪里跑?他们说,公园。公园就在学校后身,责罚成了欢快的溜达,我甚至混同于他们,大声说笑,直到学校门口,调整好表情。

我第一次喝白酒是他们教的。那年新年前一晚,教室里挂满五颜六色的彩带,录音机响着流行歌曲,作为班主任,我拒绝了男生的一一敬酒,答应和他们共同干一杯。这些男生,业余的一大嗜好就是喝酒,用石子儿一样硬的炒蚕豆下酒,他们咂巴着白酒,嘴里嚼得嘎嘣嘎嘣响。女生不喝酒,只吃蚕豆。男生兴致勃勃地在我周围围成一圈,耐心教我喝白酒的方法,不怕不怕,药你总喝过吧?一仰脖子,哐就下去了。哐,我咽下去了,教室里掌声雷动。

想起这些,心里就漾起些温暖。那时我刚工作,面对的就是这样一群进修学生。当时,农村师资紧缺,一些农村毕业的初中生、高中生被招为当地小学的民办教师。我和他们相识时,他们有的工作快十年了,有人已经成婚,还有人在班上恋爱,进修给了他们相识的机会。

一年四季,教室里弥漫一股炕烟味,是西北农村家里特有的气味,即便他们交来的一小片答题纸,上面也有那味道。当然,教室里还有女生的雪花膏、洗发膏和头油的味道。女生爱美的天性在学校得以发挥,每个人额前的刘海都被发钳烫得卷卷的。

这些学生水平不一,有的连拼音都不会读,严重的方言增加了矫正的难度,有时为矫正某个字母的读音,课堂上会哄笑成一团。而我,当然不能时时成为他们的同伙,有时会非常恼怒地狠狠把课本砸到讲桌上,课堂上立刻鸦雀无声。

彼时,我对自己的职业没有清醒的认识,只是凭着一腔热情,想在课堂上尽力把自己体会到的传达给他们。我教“阅读与写作”课,有一次讲艾青的《大堰河——我的保姆》,讲到“大堰河,今天,你的乳儿是在狱里,写着一首呈给你的赞美诗,呈给你黄土下紫色的灵魂,呈给你拥抱过我的直伸着的手……”我让他们做“直伸着手”的姿势,让他们体会这个姿势里的情感,几个学生流泪了。

我们学校是区属教师进修学校,起初在市里的八里河区。安卧于黄河谷地的狭长城市,北部靠近黄河,南面则枕着绵延的大山。八里河区也是这样,北部的城区紧邻黄河,而南面,大山如屏风般矗立。大山夹着几条深沟,山沟山腰山顶,适时的位置,分布着二十几所小学。我们的进修生就来自这些小学,他们在我们学校一般经过两个学期的进修。

大致在我工作的第五年,全区民办教师几乎轮训完了。之后,我们有了新任务:送教下乡。

湖滩乡,在高高的南山山顶,翻过去就是马家窑文化的发祥地、古称狄道的临洮县。在我们干涸的家乡,有很多浪漫的地名,比如马滩,其实从没有过马匹,比如青草峪,荒芜到寸草不生,还有靠天吃饭的湖滩,根本没有半点儿湖的影子。

六座客货车是学校唯一的交通工具,下乡时,司机师傅往往载着三个老师:我们的教导主任、文科培训教师、理科培训教师。湖滩乡是典型的西北二阴地区,农作物生长缓慢且产量低。那是个冬天,车在狭窄的盘山土路上攀爬,徒自拖着一个空落落哐里哐当的车兜子。前方忽然漫起雾来,车子进退两难,只能顶雾前行。师傅的头几乎要抵上风挡玻璃了,我们彻底被包裹在软腾腾的浓雾里,我觉得很新奇,雾遮挡了险峻,没了高山和深壑,我们犹如进了仙界。直到车子破雾而出,停在一块接近山顶的平地上,师傅跳下驾驶室,煞白的脸上虚脱一样淌满汗水,我们方知刚才有多危险。这时,深不见底的浓雾在脚下蠕动,仿佛什么东西落下去都能被它软软地接住,哪怕一个大山。而我们已在天上,湖滩就是这么高啊,湖滩的阳光异常明亮,望过去,山畔上的院落被晒得金灿灿暖烘烘的。

若干年后,我在一篇文学作品里,对印象中亦真亦幻的湖滩进行了虚构:山顶有一面大湖,湖边有一棵几百年的枣树,湖水里游弋着一种鲜嫩的冷水鱼,乡里的孩子们像枣儿一样挂满大枣树的树杈,有一天,突然漫起了白雾……

那些我的成人学生,几年前,还有着学生的模样,尽管在课间抽旱烟喝罐罐茶纳鞋底织毛衣,但在送教下乡时,我看到了他们的另一面。

我曾经的男学生,穿着皂色棉袄,腰里扎着绑带,俨然和当地农民没有分别。事实上,很多民办教师,都是一边干农活一边教书,农忙时,甚至顾不得上课。他们用浓重的方言和学生们对话,那些同坐在一个教室里胆小羞怯的乡下孩子们,很可能是堂兄弟或表姐妹。而我曾经的学生很可能被孩子们称为阿舅、姨父、姑爹,或者娘娘、舅母。这种部族式的村落在偏远的乡里很显见,比如王家庄、李家沟、赵家洼,有时同一个班有近一半同姓的同学。

我曾经的学生们,工资单薄(一些民办教师被辞退了,个别的转正为公办,还有一些正面临严格的转正考试),几十年坚持下来,主要原因是能挣一份家用。高寒地区对人的面容风化得厉害,几年过去,他们苍老得很快。

几乎每次送教下乡,当我站在讲台上时,情绪都很难调整。一边是我满怀理想主义的备课,期望尽可能多地给他们传达一些国内发达城市优秀的教学经验,一边却是这样的情景:上课铃已然拉响,老师们手里倒换着炉子里刚刚烤熟的焦黑的洋芋蛋,三三两两慢腾腾地踱进培训教室。

那些进教室讲课的老师也如此,教室里的学生真的就像他们自家的孩子,他们可能正闻着烤洋芋的香气听讲,也可能正啃着洋芋蛋子做作业。有的班是复式班,邻近年级的孩子同坐一个教室,两部分人背对背,老师给他们穿插上课。家长对孩子没有过高要求,特别在农忙季节,学校让他们安心,忙得顾不上做饭时,他们知道老师会给他们的娃先垫上两口洋芋或馍馍。

面对几年不见的我——他们曾经的班主任,他们多半显出窘迫来,我的到来打破了他们的日常,他们还窘迫于我或许会到和学校一墙之隔的他们家里去转转,一不小心碰上他们的婆娘或者男人。

那时,我依旧不懂很多事情,不能设身处地为他们着想。他们会宰杀一只刚才还在院里散步的公鸡,表达对我这个客人的热情。那种共同干杯的单纯的欢乐已经远去。

但无论怎样,我一直由衷敬佩着乡村教师,包括我的很多学生。在绵延的大山深处,每次下乡,只要远远看见红旗,就知道学校到了。这是个给人慰藉的所在,乡村教师们像清贫的布道者,启蒙乡民,保护那些懵懂的孩子,他们用自己的想法和视野,让囿于一隅的人们眺望到远方。比如在大山之巅的湖滩乡,人们过着几乎封闭的日子,但学生的辍学率一直是零。有一对父母出外打工,孩子被迫放弃学业要照看患病的老人。班主任二话不说,把老人接到自己家里。这位班主任就是我曾经的学生,先前的她静默寡言,但若有好笑的事情,她笑的时间总是最长。我的似乎已经混同于农民的学生们,他们其实个个都有深沉远大的理想:让乡里的孩子尽可能地多读些书,以后能下山进城,走进大学。

若干年后,在市区的妇产科医院,我和一个即将生产的过去的女学生相聚在同一个病房。我很惊喜,她身上的炕烟味让我感到亲切,妊娠斑盖满了她的脸,但我还记得她是个面容姣好的女子,性格文静,作文写得很好。但是,她在尽力回避我,我的嘘寒问暖搅扰到了她。傍晚,他男人带着大包小包进了病房,他竟然也是我曾经的学生。他认出了我,礼貌地和我打过招呼后,坐在他爱人的病床边一言不发。我们在一个房子里,但相距遥远。我和我的女学生,偶尔会挺着大肚子在楼道相遇,她会远远地给我避让,那几天,我觉得师道尊严是个多么叫人别扭的东西。

当老师的第十一个年头,我准备调离岗位了,像鸟笼里关久了的鸟儿,我渴望飞向别处。对从事了十年有余的教育工作我有了一些看法。无益于教学的条条框框、繁文缛节的各种检查,看似不见硝烟的不间歇的评比和竞赛,这些,我厌倦了。披星戴月、早出晚归,工作密不透风,但整个学校,从上到下,唯独忽视了人、忽视了学生和老师作为人的存在。那时,我时常被同一个梦境梦魇,独自一人在荒野里,倦怠到迈不开半步。

我改行了,对过去的这段教学生涯,我只在几年后的一篇散文《受伤的锁具》和再若干年后的一篇散文《梨花堆雪》里提及。《受伤的锁具》源于一件极难忘的事情,老师们终于盼到发工资的那天,但天刚亮,值班老师发现财务室的门和柜子被撬,所有教职员工的工资不翼而飞了。这是一件惊心动魄的事,那时候我们每到月底都青黄不接。财会人员失声痛哭,那天前夜的一场大雪掩盖了窃贼的作案痕迹,警方办案无果。但积雪渐渐消融,在学校后身冬果园的一片残雪里,有人发现一个被砸烂的锁子,正是财会室的门锁。我们的会计自那之后精神大变,经常一整天默默无言,望着那个烂锁子发呆。那时,迫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我们的教师进修学校已退居到了靠近乡村的公路边的一个院落里,“品”字形的小教学楼围着一个很小的操场,但校园后面是一片巨大的冬果园。春天,教室窗外梨花堆雪,而今想来还有着魔幻般的浪漫和诗意。我在《梨花堆雪》里写到,我常常站在楼道,长久地眺望,一条通向远方的公路把我的目光带到很远,夏天,瞩望那条公路,地面上被太阳蒸腾起的热气,使那条公路在视线里歪歪扭扭,显出一种莫名的虚幻。

我告别了教学生涯,但我时常感到,过去的十年像一块儿沉沉的黄土疙瘩。为什么?大约和我的农村学生有关,和我后来跑遍的农村学校有关。

有一年,我接到一个人电话,说他是我多年前的学生,喝多酒了,突然想起了我,很想大哭一场。我放下电话,眼睛也湿了,那个男生,他曾经的样子历历在目。

其实,我从没有忘记过那段岁月,那块黄土疙瘩养育了我,我是在那里落地生根的。

我后来计划写一本书,写一些最基层的女性。

在一个偏远的村子,我和一位女乡长待了一个多星期。寒冬腊月,我们挤在一个被筒里,深夜,能听见铁炉里的火苗呼呼扑蹿的声音,但房子还是冷到不敢伸头。硕大的星斗真的会眨眼呀,那是乡野里才有的星星。我跟着女乡长走乡串户,以一个最基层的乡村干部的眼光打量农民和农村。那些质朴简单的人、善良温情的人、有时又叫你无奈愤懑懊恼不堪的人,现在想来,一个个依旧活灵活现。记得在一次计生检查中,女乡长置身于一群剑拔弩张的村民中,她先是冲出来,让我做好安全防范,然后义无反顾地返回人群,我亲眼看着她如何苦口婆心春风化雨地解开一个又一个疙瘩。这让我又想到我先前跑过的农村,我曾经的在乡下执教的学生们,他们后来的境况如何呢?农民秀珍,一边放羊,一边趴在山坡上写诗,写完了念给她的羊听,她是个多么可爱有趣的农村小媳妇儿,她粗朴的方言俚语,常常惹得我大笑不止,夜晚,在她家热炕上熟睡,常会被她夜半归来挤上热炕的猫吵醒。我采访过一个从事特殊教育的老师,她的学生都是聋哑残障,但她的课堂生机勃勃。采访完她的那个傍晚,在回家的公交车上,我悄悄温习着哑语的几个手势——下雨:手五指分开微曲,指尖向下,上下轻轻动几下,象征小雨点落下。车窗外正飘着小雨呢。双手掌心向上,在胸前上下扇动,脸露笑容,这一手势表示高兴。我反复做着这个手势,因为我心里真的高兴。腾格里沙漠和巴丹吉林沙漠边缘的民勤县,在一个干净的黄土小院,一位七十一岁的治沙老人给我讲述了她长长的重重的历史。黄昏时,我端着大碗,坐在门槛上和她家人一起吃汤面,飞蛾噌噌撞着屋檐下的灯泡,那一天心里多么沉实安静。

我一共写了十四个女性,集结成了《讲述:她们》一书。这本书因为她们而沉甸甸的,它有着黄土疙瘩的质地。

十年的教学生涯,我边讲课边学习,我认识人,靠近一个个灵魂。十年之后,我还是在讲,用文字讲,讲我领悟到的、感动到的、理解到的。虽然历程不同,但共有一个背景,那就是我内心所能张望到的和我内心所能触探到的大地及大地上的人和事。

出乎意料的是,因为扶贫驻村,我又得以回到学校。

驻村的日子,我挨家挨户,走了每个自然村。一天傍晚,爬上村里有信号塔的最高的山头,我坐在那里鸟瞰村子。辨别进过的每户人家,辨认正在羊肠路上行走的农人,猜测他会去谁家串门。山下,最显眼就是飘着红旗的学校,在一块儿平坦的山坎儿上,学校方方正正,三排教室整齐排列。

驻村宿舍就在学校,虽然是夏天,夜半,屋子还是很冷,好在炉子里还留着做过饭的余温。深夜,窗外的红旗如果被风刮得扑啦啦响,我就知道要阴天了,家远的孩子一早可能会挂上一脚泥巴。

记得到扶贫村第一天,我找到了藏在学校门前山坡下那个长长的土厕,三条被踩踏得不长草的细白土路通向三个低矮的厕所门。正是上课时间,我随便进了一个门,这时,我听到几个小脚步急惶惶地跟过来了,我知道是坐在校门口小板凳上晒太阳的几个幼儿园同学,他们排着小队进到厕所,一个小男孩严厉地说,这是男娃娃的茅厕!我说我错了,马上按他们伸出的小指头的方向进到了正确的地方,我心里盛满笑意。

在这个小学校,我依旧会想起我曾经的学生们,多少年过去了,他们的农村小学肯定也和以往大有不同。随着城镇化建设,现在,城区学校的班额越来越大,而农村学校的孩子数量越来越少,就我住的这个的小学,包括幼儿园孩子在内,总共也才三十多个学生。尽管学生少,但学校一定是家家村民牵挂的地方。

一天,我找到校长,请他给我两节课,说我想给孩子们讲讲写作。校长很高兴,作为答谢,说晚自习后煮洋芋给我和住校老师吃。煮食洋芋,在西北农村太过普通,但那次我见识了最庄严的一次。厚厚的木头锅盖上压着一块砖头,校长和老师们不时站起,贴着耳朵听锅里的声音,他们一会儿从烤箱侧口添进几块儿炭,长长的火舌舔着锅底,已经闻到了一股焦香,校长依然不慌不忙,他一动不动侧耳辨听着锅里的声音,说,正在收水,不慌,不慌。终于,锅盖揭开了,轰!一大铁锅笑开花的雪白的洋芋热气腾腾地盛开在我面前。

有什么能比这更打动人心?这是发生在大地上的事情,生动、意味丰富。我的写作,正是受着这样活生生的人和事物的滋养,才得以成长。生命是一条源远流长的河,若要追溯,必要回到那些落地生根的往事上。

上课那天,全校学生都来了,教室里高高矮矮,目光深深浅浅。我与孩子们讨论什么是作文,为什么有些作文会让我们喜欢;我和他们讨论写作会给一个人带来什么,我讲到了快乐、爱、幸福,这都是一些深邃的词语,但我相信他们对这些词语会有最清澈的理解。我说,如果你爱上了写作,你的一辈子会有着和别人不一样的幸福,特别是当你们成了妈妈爸爸、爷爷奶奶……

孩子们都在笑,笑得那么认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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