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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曾祺如何改写《聊斋》

来源:中国青年报 | 蒋肖斌  2020年02月04日08:53

上世纪80年代末,电视屏幕上有一部吓唬小孩的大杀器《聊斋》,那诡异的灯光和瘆人的音乐一起,孩子就只敢从手指缝里偷瞄一眼,看看又飘来什么女鬼。

长大一些,我看的第一部“传统经典”,不是四大名著,而是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尽管对文言文半懂不懂,可那些“鬼”的故事,似乎比人的故事要有趣得多,也直接得多。有时候,如果盖住“鬼”的身份识别,就是一幕幕人间百态。

很荣幸,很多大家也是这么认为的,比如汪曾祺,还写下了这本《聊斋新义》。他说,自己想做一点实验,改写聊斋故事,使它具有现代意识。而石能择主,人即是花,这种思想本来就是相当现代的,蒲松龄在那个时代就有这样的思想,令人惊讶。

新生事物层出不穷,汪曾祺选了另外一条路——把旧的创造出来了。汪曾祺动笔,不是大刀阔斧地改,但给故事埋下了突出一条岔路般的未尽之意。

《促织》的结局原本是大团圆式的,变成蛐蛐的儿子复活了,他的父亲也功名钱财双收。但是,皆大欢喜的结局和之前一家人走投无路的故事情绪是矛盾的,也让一个揭露黑暗的剧本在最后作了某种妥协。蒲松龄也许是化愤怒为安慰,汪曾祺却毫不犹豫地把儿子“写死”了——这本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

《瑞云》的原著结尾,在贺生的“帮助”下,瑞云的脸又恢复了光洁。这个故事原本的主题是赞扬贺生的“不以媸妍易念”,这是道德意识,不是审美意识。歌德说过,爱一个人如果不爱她的缺点,不是真正的爱。在汪曾祺的改写中,当瑞云的脸晶莹洁白,一如当年,贺生却不像瑞云一样欢喜,反而若有所思。这样一改,就是一个现代意味的爱情故事了。

据说有记者问过科学家霍金,这一生有什么事情真正打动过你?霍金回答,“遥远的相似性”。“故事新编”的方式其实并不新鲜,民国时期,鲁迅写过一本名字就叫《故事新编》的历史小说集;林语堂也用英语改写过《虬髯客传》《莺莺传》《南柯太守传》等中国古代小说,最后文言文转英文又转白话文,汇集成一本《中国传奇》。

鲁迅比较谦虚,1935年在给《故事新编》的序言中说,“并没有将古人写得更死,却也许暂时还有存在的余地的罢”。但鲁迅改写历史小说,绝不是闲来无事的文人消遣。比如,大禹治水的《理水》一文,就是那个时代的“官场现形记”,其中关于“考察员”的描述,至今读来仍觉眼熟。

林语堂的选择标准则是,“所选各篇皆具有一般性,适合现代短篇小说之主旨……在于描写人性,一针见血,或加深读者对人生之了解,或唤起人类之恻隐心、爱、同情心”。林语堂的第一目标读者是西方人,目的在于普及中国文化,所以在选定篇目之后,改的只是文风,故事主旨并无太多变化。

汪曾祺的《聊斋新义》写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与电视剧《聊斋》几乎同期。他没有愤世嫉俗,也没有闲适格调,他想写的,是人的现代意识,“中国的许多带有魔幻色彩的故事,从六朝志怪到《聊斋》,都值得重新处理,从哲学的高度,从审美的视角”。

汪曾祺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这个说法也许不严谨、不科学,但有据可考。上世纪80年代初,汪曾祺复出,以《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震动文坛,在一个作品研讨会上,几个青年学者给他定了个位;后来慢慢地就成了定论,学者孙郁2014年在三联书店出过一本写汪曾祺的书,书名就是《革命时代的士大夫》。

这里不讨论“士大夫”,但孙郁说的有道理,“汪曾祺的文章还被不断地阅读,大概是还含着不灭的智慧与人性的温度”。此前评价聊斋最普遍的观点之一,是“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木三分”,这固然没错,但人性在其中是缺席的,汪曾祺要做的,是把聊斋里的鬼,写成现代的人。

汪曾祺也是个有趣味的人,曾自嘲:“我事写作,原因无他:从小到大,数学不佳。考入大学,成天泡茶,读中文系,看书很杂。偶写诗文,幸蒙刊发,百无一用,乃成作家。”他改了原著的一些篇名:把《郭安》改成《明白官》,但文中的官明明是个糊涂官;把《赵城虎》改成《老虎吃错人》,但老虎比人更有人性。林语堂也改写过《促织》,给文中的儿子起名“吉弟”,汪曾祺则起名“黑子”,还把篇名改成《蛐蛐》,风格十分统一。

《聊斋新义》只有13篇,当时有人催他多写几篇去出版,汪曾祺的回复是——“为写而写,为钱而写,质量肯定不会好,而且人也搞得太辛苦。”

这样的作家,这样的书,读来不累,读完能想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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